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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凤翔县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绢质汉文陀罗尼经咒绘写本,其主体内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说随求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咒中心和周边的图像对理解唐代密宗真言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本文对经咒中涉及到的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认为经咒中心图像为一头戴虎头冠的披甲执锐武士形象。此类虎头冠图像发轫于西方,向东融汇佛教中的天龙八部思想,进入中土之后,经过了若干次变容和转化,成为具有"护国、护教、护城"战神之力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正与凤翔墓地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经咒周边为佛教手印、花卉纹等构成的组合图案,以及经咒书写方式的结构—环绕式构图,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密宗曼荼罗坛城的表现形式。此外,凤翔经咒中所表现的密宗思想有可能与墓地杀殉现象存在一定关系。91年,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为唐代名相岑文本侄女、刘洎儿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岑景倩之子,岑平等与岑羲实为堂姑侄关系。岑氏丈夫刘广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乡江陵,但其独葬于洛阳邙山,既与其信仰佛教有关,更与自武后时起山东士族与侨姓士族迁移洛阳的潮流相系。南阳岑氏为侨姓高门,入唐尤为显赫,为一门三相,唐代前期只有兰陵萧氏能与之比拟。岑平等卒时,其伯父文本、从长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习惯自矜门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显得不同寻常,反映出对武周时岑长倩冤狱的莫大忌讳。该墓志称岑平等仅有一子,即郑州司仓参刘敦行,据193年洛阳出土刘敦行神道记云,敦行为薛氏所生,岑氏实乃嫡母。段斯立墓葬于29年在西安市南郊凤栖原韩家湾村西南处发掘。墓葬坐南朝北,形制为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土洞墓,因被盗严重,随葬品所剩无几。甬道内出土墓志一合,详细记载志主家族世系、生平历、子嗣、卒葬地点,为深入研究段文昌家族了宝贵材料,具有证史、勘史、补史等重要意义。墓志载,段斯立字允元,为唐初重臣段志玄五代孙,唐穆宗宰相段文昌长子,武宗会昌二年正月卒于长安修行里第,春秋四十七。段斯立弟即《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唐代志怪小说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着书甚多。段斯立墓志撰文者李讷,为穆宗朝刑部尚书李逊之侄。书写者杨鲁士乃长安静恭坊杨汝士之弟,为当时名门望族。段斯立卒后于同年四月祔葬于京兆府万年县高平乡先茔之次,这为寻找其家族墓地了宝贵线索,也为唐代万年县乡里范围考证了新材料。戎是先秦民族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先秦尤其两周历史进程的发展与走向,华夏文化的丰富、多样化,华夷之辨思想的出现,以及加速华夏民族的形成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春秋时期,戎在史籍与出土青铜铭文中多有出现。本文在考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以期对春秋时期诸戎的分布地域有清楚的认识。恤刑制度是指我国古代封建 在诉讼中给予老、幼、残、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法律制度。恤刑的对象主要是7岁以上的老人、未满1岁的未成年人、女、残疾人等。恤刑制度体现了的仁政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定罪量刑、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方面。我国已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记载了汉律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和部分案例。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大量的俄侨涌入哈尔滨。虽然在中东铁路管理局及所谓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的庇护下,俄侨具有诸多的特权,但方政权也有许多力不能及之处。受早期俄罗斯公民社会思想的影响,哈尔滨的俄侨成立了诸多的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这为其民间治理功能的发挥了空间。在哈俄侨非营利组织民间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协调、与沟通、社会服务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这些民间治理经验对其后的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对华信学院新校区内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战国空心砖墓葬6座。该发现为新郑地区战国中、晚期墓葬的研究了新的实物。饕餮纹多变性的根源在于组成它的各器的多变性。饕餮纹各器的变形模式可总结为:不同形象同类器间的置换,器数量、位置、性质的变化,器独立成纹以及器"兽化"。这些变化模式突出表现了饕餮纹各器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究其实质,独立性和自由性的根源在于这些器来自不同的动物原型,通过"—重组"的模式将不同动物的器集合于饕餮纹之上。而这些动物通常是与祭祀相关的牺牲和巫觋助手,它们具有人神媒介的特性,因而满足了青铜器纹饰用于沟通人神的需要。古代文明与 形成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本刊从29年4月在河北易县清西陵召的"古代文明与 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择选一组发言,以彰显部分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7-28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左江流域的冲塘、何村、江边三个河岸贝丘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根据分析研究,认为这些遗存属于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冲塘-何村类型,它承袭了顶蛳山文化部分因素,但又存在差异,同时还受右江上游原始文化因素和东部海洋文化的影响。由于相对匮乏,目前对该文化类型的属性还难以出准确判断。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河南中部的颍河中上游。龙山时代前期,这里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屈家岭文化的交汇地带。分析出土陶器的形制特征,可知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素为主,吸收了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屈家岭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14年,对新乐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新乐下层文化房址3座、灰坑1个,新乐上层文化房址1座、灰坑4个、灰沟2条,出土有大量夹砂陶片、少量石器及煤精制品。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52~48年。根据出土遗物,推断新乐上层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9年发掘的南白楼墓地中有5座为唐代墓葬,均为洞室墓,出土遗物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和墓志。根据志文可知这5座墓均属赵郡李氏,为M2墓主李琎夫死后,其子侄将李琎及其、父辈、祖辈迁葬或合袝于此。此家族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赵郡李氏及唐代墓葬制度等了重要的。通过对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分析可知,《营造法式》确未将某些尺度纳入明确的模数体系。《营造法式》的编修目的旨在"关防工料",节省用度。通过对其中有关"功"的规定的探讨可以明确,《营造法式》为达到此目的,紧密结合了当时已有的相关法令,而并未完全依赖模数制度。